三岔口
作者: 何去
二
那是1969年在延安的一个秋天，离今天应该是整整30年了！如果我今日能回延安，恐怕不会有上一代人'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那种衣锦还乡的豪迈感。同样在土窑洞里呆了几年，前一辈人熬成了'老干部'，可我们这一帮子却扎成了'老知青'。是啊，人家那几年的撅头开出了抗日胜利之花，而后又结出了新中国诞生之果。而我们使了几载的锄头，却总是除不去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最后是八仙过海各寻出路，离开了今天回想起来，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延安窑洞。
我们离开北京'壮志赴延安'八、九个月了。我插队的地方在比较偏远的山沟里，我这一头扎进去，八、九个月就没出过山沟。有一天，我幸运地被派工和队里的焦大嘴一起进城卖梨。'碑(pei)庄的枣，刘老庄的梨'。我们刘老庄的梨，那可是延安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前一阵梨和苹果一摘下来，全庄的社员就每天都催着队里快拉进城去卖。那几年庄里败落得很厉害，因为私人卖什么都违法，当时社员确实是手里连买点儿油盐的钱都没有。队里真正可以换来钱的副业只有两项：村里的一匹儿马(专指能下种的)和山坡上这一群梨树、苹果树。儿马挣钱是'短平快',其他村子把草驴(特指可以生儿育女的)牵来，每下一次骡种，收8元人民币。而8元钱分到200多口人手里确实是微乎其微。加上每逢儿马下种前，因需要补充营养，队里给它加一升豌豆料不说，各家还要轮流摊派鸡蛋。更让一些人气不过的是，每当配种那一天，队长的儿子狗旦总是神龙活现地留下来当'红娘'，不用上山出工，轻易地就挣10分。可据说这是技术活，非狗旦拍拍弄弄的，否则那儿马就不来情绪。很多人叹气说'真格是赔钱的买卖'。所以全村的人熬了一年，都盼着卖梨卖果的钱能分下来。
焦大嘴的真名我已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我从来就没知道过。只记得他宽大的嘴唇似乎镶着两个翘起的边儿，他说话时，嘴唇向前一伸一伸的，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撮土的簸箕。'大嘴'就成了他的主要称呼，不过乡亲们倒是在称呼时加上他的姓。焦大嘴是50年代末那场政治运动由城里下放到乡村的产品之一。好在乡亲们倒是从来没有跟他过不去。加上焦大嘴到底过去是城里的干部，熟人多，会张罗，所以每当队里需要进城办事时，总少不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