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岔口
作者：何去
引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离奇故事，是我30年前在延安插队时的耳闻目睹、亲身经历。事情是
真的，描述时，或许有些出入、张冠李戴，一半是由于时间的流驰对记忆的冲刷，另
外一半就算借题发挥，吸引读者吧。
一
说起“三岔口”，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个沉默无声的武打戏。任堂惠、刘利华、焦
赞三个人你一拳，我一脚，表演得十分精彩。台上的人忙个不停，台下的人笑声不止。
我第一次看“三岔口”时才四五岁，根本没太看懂。不过，看着大人乐，我也跟着高
兴。长大了点儿，再看“三岔口”，就真的觉得很好玩儿。到了晚上，和几个小哥们
儿黑灯瞎火地学着笔划了几下。虽然身上挨了三拳两脚的，但心里觉得挺过瘾。
可是许多年后，当我半夜三更只身走到“三岔口”时，我的心情却完全是两样。往日
胡模乱打的惬意不知飞向何方，一种阴森的恐怖突然笼罩了我......那天发生的事情
，至今还有时使我坠入恶梦，醒来时不由得回想起许多疑团，百思不得其解......
二
那是1969年在延安的一个秋天，离今天应该是整整30年了！如果我今日能回延安，恐
怕不会有上一代人“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那种衣锦还乡的豪迈感。同样在土窑
洞里呆了几年，前一辈人熬成了“老干部”，可我们这一帮子却扎成了“老知青”。
是啊，人家那几年的撅头开出了抗日胜利之花，而后又结出了新中国诞生之果。而我
们使了几载的锄头，却总是除不去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最后是八仙过海各寻出路，离
开了今天回想起来，却又令人难以忘怀的延安窑洞。
我们离开北京“壮志赴延安”八、九个月了。我插队的地方在比较偏远的山沟里，我
这一头扎进去，八、九个月就没出过山沟。有一天，我幸运地被派工和队里的焦大嘴
一起进城卖梨。“碑(pei)庄的枣，刘老庄的梨”。我们刘老庄的梨，那可是延安方
圆几十里出了名的。前一阵梨和苹果一摘下来，全庄的社员就每天都催着队里快拉进
城去卖。那几年庄里败落得很厉害，因为私人卖什么都违法，当时社员确实是手里连
买点儿油盐的钱都没有。队里真正可以换来钱的副业只有两项：村里的一匹儿马(专
指能下种的)和山坡上这一群梨树、苹果树。儿马挣钱是“短平快”,其他村子把草驴
(特指可以生儿育女的)牵来，每下一次骡种，收8元人民币。而8元钱分到 200多口人
手里确实是微乎其微。加上每逢儿马下种前，因需要补充营养，队里给它加一升豌豆
料不说，各家还要轮流摊派鸡蛋。更让一些人气不过的是，每当配种那一天，队长的
儿子狗旦总是神龙活现地留下来当“红娘”，不用上山出工，轻易地就挣10分。可据
说这是技术活，非狗旦拍拍弄弄的，否则那儿马就不来情绪。很多人叹气说“真格是
赔钱的买卖”。所以全村的人熬了一年，都盼着卖梨卖果的钱能分下来。
焦大嘴的真名我已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我从来就没知道过。只记得他宽大的嘴唇似乎
镶着两个翘起的边儿，他说话时，嘴唇向前一伸一伸的，让人不由得联想起撮土的簸
箕。“大嘴”就成了他的主要称呼，不过乡亲们倒是在称呼时加上他的姓。焦大嘴是
50年代末那场政治运动由城里下放到乡村的产品之一。好在乡亲们倒是从来没有跟他
过不去。加上焦大嘴到底过去是城里的干部，熟人多，会张罗，所以每当队里需要进
城办事时，总少不了他。
三
从刘老庄到延安城有15里的山路和25里的平川路。我们在课堂上背诵过的“滚滚延河
水”在此打了个弯，横在半路上。我们进城需在约20里远的杨家湾对面趟水过河，来
回80里路(回来有十几里的上坡路)，加上卖梨的时间，这一天可以想象该会是多么紧
张。
天还没亮，我们就上了路。拉着三百多斤梨和一百来斤苹果的驴车一出庄子，焦大嘴
的情绪突然就好起来了。他一改平时小心谨慎、点头哈腰的习惯，一屁股窜到驴车上
，扯足了嗓子吼起了信天游。焦大嘴这一窜上去，小白驴可就吃力了，它呼哧、呼哧
地喘着粗气，头却拼命向前挣。小白驴是庄里13头驴里最能干的一个，也是饲养员刘
老高的心头肉。他要是看见这情景，非把焦大嘴一把揪下来不可。我等焦大嘴从“正
月里来龙抬头”唱到“公公抱着儿媳妇睡一宿(xiu)”，撒够了欢以后，说：“行了，
行了，你还是下来跟我一起走吧，小白驴快让你压垮了。”他习惯地把嘴往上一伸，
满不在乎地说：“压不垮，我总没咱那儿马重吧？驴这玩艺就是贱，你不让它多干点
，它就懒。”我说：“40来里路呢，驴趴下，你拉车是怎么着？我在庄里干活可没见
你这么懒过。”焦大嘴脸一红，跳了下来说：“我这是在小山沟里憋的，一想到要看
到平川了，我这心里就舒坦极了。何兄弟，你知道，我是湖南人，可是平地方长大的
。”嘿，没想到这焦大嘴跟我还算得上老乡。虽然我从没去过老家，但父亲总以“无
湘不成军”引以自豪，使我时时意识到自己从根子上讲，还算湖南人。不管老乡不老
乡吧，焦大嘴话确实引起了我心里的共鸣。从北京平坦的大街突然钻到这光秃秃的小
山沟里，我有很长时间都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憋”的感觉，总想看见一块儿平坦的
地方。从庄里到出工的山坡上，我们所接触的最大一块儿平地就是饲养室窑洞前大约
有二十来平方米人工开出来的小院儿。而那院子里又总是充斥着驴、牛、骡、马一类
高低不平的的牲口。每当我们在山粱山上干活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向山坡外的河川
方向远眺。偶尔遇到天晴，我们又正好在山顶除草或上肥时，远远望到川面，我们就
激动地大声呼喊。焦大嘴可是挪到这小土山沟十来年了，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感觉。
赶了约十来里路，我们就看到了不远处三岔口对面沟的庄子，霍家崂。这三岔口实际
上是我们这道沟和西边一道沟的交汇处。路在半山腰连着有几个上下陡坡，并形成突
然倒转的急转弯。路下面坡度很陡，路面不仅窄小，而且是由松散、光滑的薄石片组
成。据说到了晚上，这些小石片便闪烁出刺眼的光芒，在急转弯处，使人们错误地感
觉这条路和岔口对面沟那边的路相连，误导你忽视拐弯、直冲向前......以至很多人
晚上从城里赶回来时，都在这儿翻车出了事故。据说，此时你不能看路面，而要向里
侧看，才最安全。因此这一带有个人人皆知的顺口流：“夜过三岔口，路滑坡又陡；
不想翻下沟，眼向里边瞅”。虽然这时天已蒙蒙亮，焦大嘴已开始严肃起来了。他一
面抓紧驴僵，一面把车辕使劲往里侧顶着，并冲我吼一声：“把车拽住点儿”，就开
始“吁，吁”地吆喝小白驴走慢点儿。我不由得有些紧张，一边使劲向后拉车的后帮
，眼睛却忍不住偷偷向沟下面眇了两眼。这沟原来很窄，我们这边十分陡，对面似乎
缓一些。沟壁满是灌木荆棘，因之看不见底......就在我稍有分神的一霎，驴车顺路
猛的一个回头急转弯，我脚下碎石片一滑，险些甩下路去。我哗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
，焦大嘴在前面全神贯注地牵着驴，全然没有注意到我的险情。
过了三岔口，沟就变得开阔了，路也好走多了。我问焦大嘴，“听掉下去石头的声音
，三岔口的沟并不深嘛，有啥好怕的？”“沟有啥好怕的，可怕的是人！”“你什么
意思？”我一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霍家崂有土匪......”焦大嘴破天荒地把簸箕
状的嘴瘪成了扁铲子，趴到我耳边小声说。看到我半信半疑，他有些后悔，忙说：“
这都是瞎传，你可别说出去呀！”我当然并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他那张嘴净扯不着
边儿的事，话题很快就扯到了别处去了。
天大亮时，我们终于赶出了山口，平展展的延河大北川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眼眶儿装满
了。焦大嘴立时又吼开了信天游，一直沉默不语、埋头苦干的小白驴也兴奋地跟着搀
和了几声。我没有试图跟他们俩搭调，而是充分享受着平川给我带来的眼福。心情愉
快，脚底下也就轻快，不一会儿，五里路就被甩到了我们身后，“滚滚喊前进”的延
河已经横在了我们的面前。
“好家伙，今天这水头怎么这么高？”焦大嘴看着上下翻滚的急流，惊叫了一声。他
东看看，西瞧瞧，显得有些急躁，说：“球的，往常过河的浅滩，日到哪儿去了？”
我自春节前一头扎进刘老庄，还没进过城呢。记得刚来那天，下着漫天大雪，河面上
冻着冰。我们当时被庄里来公社迎接的老乡拥着，热热闹闹地走过了河。可现在，看
着湍急的浑浊河水，我早没了当初刚来时的豪迈，只能和焦大嘴一起急着不知该从何
处过河。开始，我们还想找几块儿石头，试试水深。谁想到河滩全被泥淤满了，附近
竟找不到一块儿石头。我们不敢耽误太多时间，离延安城还有一半路呢。我们找了个
水流看起来稍微缓和一点儿的地方，决定从那儿过河。
焦大嘴把鞋脱掉，接着干脆把裤子全脱了，斜捆到膀子上，自告奋勇在前面牵驴。我
则把裤腿卷到尽可能高，在后面推车。下河没走多远，一向吃苦耐劳的小白驴，不知
为何不听话了。它使劲把脖子向右梗，想从焦大嘴手里挣脱出来。焦大嘴一边吃力地
顶着横冲过来的急流向前使劲，一边慌乱地吆喝着、骂着小白驴，我也不顾已漫过腰
深的急流，拼命推车......我们跌跌撞撞地好容易快到河中心了，小白驴突然定在那
里，死活也不往前挪一步。突然一个浪头打过来，焦大嘴向前一挪，胡啦一下，水没
到了脖子，救命哇！焦大嘴顿时松了僵绳，两手向上乱抓。我在后面看得清楚，一只
手紧抓住车帮，另一只手伸出去，一下子揪住捆在焦大嘴膀子上的裤子。撒了僵的小
白驴这时不顾一切地拉着车向右前方挣扎、冲去，拽住车后帮的我以及我揪着的焦大
嘴，都不由得被小白驴拉着向右边冲了几步。没想到水一下子就浅了，刚刚到大腿中
间，冲力自然也就小多了。我们随着小白驴，连窜带跑的，很快就冲到了对岸边。我
高兴地一松手，焦大嘴没反应过来，一下滑了个嘴啃泥。我看他骂骂咧咧地擦着簸箕
状嘴里的泥，不由得笑得喘不过气来。他瞟了我一眼，说：“你还高兴咋着？”“不
是，不是笑你。我是在想，光听说‘老马识途’，没想到小白驴还认河道呀！”
四
过了河就到了我们所属的杨家湾公社的所在地。杨家湾公社在延安县算个数得上的大
公社，其南头儿离延安城不到10里路，北面与安塞县的地段搭界。下属有24个大队，
一共管着男女老少七、八千口子。杨家湾公社管的地方是不小，但大部分是穷山僻壤
，那几年算是穷到家了。当时延安地区有个顺口流：“金东川，银南川，麸子烂糠，
破北川！”。其实这“破北川”也不是从头儿上“破”的，象杨家岭啊、王家坪什么
的，凡是能说上点儿名堂的，都还能过得去。就是兰家坪，自从旁边建起四机部直属
的无线电厂，也就显得不那么“破”了。这“破”头儿实际就是从杨家湾公社的地面
开始的。
不过，这麸子烂糠的“破”指的是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至于公社的干部，那是拿工
资的，他们的生活并不受“破”的影响。这杨家湾公社的小院其实还方方正正、有模
有样的，院墙刷得雪白，配上朱红的大铁门，看上去比“金东川”“银南川”的那些
公社并不不差。公社小院里除了各种办公室外，有个很显眼的大食堂。社里常开会，
每当一开会，这食堂里的老胡师傅也就比谁都忙。据说这老胡师傅颇有些来头儿，曾
经是胡宗南手下一个旅长或团长的大厨。青化砭战役的时候，那家伙被俘，胡师傅就
被“解放”过来了。焦大嘴也是那场扭转陕北局势关键战斗的战利品，当时他是个少
尉文书，划成份的时候刚够格在档案里有了个黑点儿。据他讲，就是这个黑点儿，使
他十年前被送到了刘老庄，他专门向我解释，这和他的“嘴”决无关系。胡师傅就不
一样了，过来了仍是做饭，但划成了领导阶级。胡师傅自己说，球的领导阶级，两边
都是给领导做饭。焦大嘴跟我说，人家胡师傅才有嘴福呢，过去在反动派队伍就比咱
吃的强，现在还是比咱喝的香。焦大嘴咽了咽口水说，哎呀，老胡头做的清蒸“狮子
头”那真是一绝......
说话间已到公社门口，焦大嘴要把队里的报表送到公社办公室，顺便洗洗满身的泥。
我正好也想到在杨家湾大队插队的好友小宝那儿看看，顺便借身干衣服换一下。我们
俩约好20分钟后公社大门口见。好容易问到了小宝他们的住处，门锁着，一条四眼儿
狗从邻居院子窜出来，冲我乱吼。邻居婆姨出来喝住狗，和善地告诉我，那些北京娃
都下地去了。我十分失望，只好往公社门口走去。远远看见焦大嘴正点头哈腰地在和
一个干部模样背影的人说什么。走近时，那人一回头，一团轮廓模糊不清的脸上，通
红的酒糟鼻子显得极为突出，原来是社长史兴权。
我见到他，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家伙到北京来招知青时，简直就是信口开河，天花乱
缀地胡说八道。他把杨家湾描述得比我们中学时下乡帮助抢收麦子的北京四季青公社
还好。我当时为了保险起见，专门问他，我分到的队有电吗？他说，有有有，革命老
区还能没电？其实我当时问有没有电，并非怕苦。我是个洗像迷。父母50年代从苏联
回来时带了一套“左尔基”牌儿的摄影、洗像设备。那时候，家里有个放大机真可谓
是凤毛麟角。起初，那是我向同学、朋友们炫耀的骄傲，后来文革没事，洗照片逐渐
成了我真正的爱好。从一报名到延安插队，我就担心从此要和我心爱的放大机分手了。
听史说插队的地方有电，我立刻偷偷把行李里妈妈为我精心准备的衣物抽出来，把放
大机拆成零件，包到行李里。更可气的是，怕延安买不到合适的洗像药剂，我大包、
小包地买了一堆......现在，别说电了，就是灯油，我们都三天两头地接不上。
史社长回头看见我，原本傲慢的脸上突然堆得满处都是和蔼的笑。“这就是小何同志
吧？小何同志，我说，你真是‘何去’了？”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他已经热情地扑
上来拉住我的双手，让我恍惚地进入了“亲人们迎过了延河来”的诗情画意......“
走走走，到公社吃顿早饭。”我从恍惚中回到现实。“社长，社长，我们还要赶20里
路呢。”我被他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莫名其妙。“没那么着急嘛，是不是？”他头也
未回地问我的同伴。“是是是！”焦大嘴对着史社长的后脑勺连声答应着，脸上立即
堆满了诚恳的赞同。“不行，我们真得走。”我坚持着。我怎么能和这么个人吃顿莫
名其妙的饭呢？何况我们时间的确很紧。见我坚持要走，史兴权很失望。拍拍我说：
“小何同志，听说你很能吃苦，比社员的出工率还高，你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要注
意身体呀！”我不由得一阵感动，突然觉得，他的酒糟鼻子也并非什么致命的弱点，
甚至他那一团模糊的脸，也被我感动的眼睛勾画出一丝轮廓。史兴权突然把我拉到一
边，“小何呀，原来XXX是你的......”“不是，不是。”我慌忙否认。“哎，别谦
虚嘛，军分区首长专门来电话问到了你，有什么困难可要告诉我呀！”原来如此！我
说他怎么会突然大发慈悲啊。他要知道我父亲最近刚被专案组审查，他又会是什么面
孔呢？
五
好容易摆脱了“好心”的史社长，我们总算又上路了。焦大嘴说：“小何兄弟，没想
到你这来头不小呀，我就觉得你气质不凡嘛！”我说：“胡扯蛋，他把我和另一个庄
的知青弄混了。”焦大嘴半信半疑，又叽咕着几乎到嘴的美餐，可惜不翼而飞了。我
说，那史社长的饭是让你白吃的？万大嘴点头称是，说你小小的年纪，想得还挺远。
来，吃不着饭，咱们吃梨。说着从车上挑出几个挤破的小梨。
从公社到延安城是正经的大路了，嘟嘟嘟响着的手扶拖拉机，时不时耀武扬威地超过
我们的小驴车。偶尔一辆卡车驶过，司机总是使劲按着喇叭，我们慌忙把小白驴往路
边上靠，疾驰而过的汽车后轮毫不客气地把黄土扬到我们身上。公家的人，也有各别
川面上的人，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威风飘飘地掠过，轻风扬起他/她们的衬衫，在
身后飞舞。使跟在小驴车旁踮踮步行的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主席他老人家英明洞察
的“城乡差别”，我甚至想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即使同是乡下，我们这儿还有个“川
山差别”呢。我当时想，“存在决定意识”确实是千真万确。去年这会儿，我还和一
帮同学骑车去香山樱桃沟跳水、游泳。我们在郊外途中，风驰电掣般地比赛双手撒把
骑车，根本没理会路旁忙着秋收的农民，甚至没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而现在刚下乡不
到十个月的我，已经以一个山沟农民的眼光来看那些“城里人”甚至“川面人”了。
其实我插队时还不满17岁。记得比我们早三十几年，从更远的地方来到延安的一个叫
斯诺的青年，在他晚年时曾说，如果你有幸回首往事，就会发现，人的一生并不是用
年龄来计算，而是按你有几段经历来划分......斯诺的话不无道理。
小驴车尽管没有那些机动车、拖拉机、自行车快，毕竟是朝着一个方向不间断地移动
着。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跨上了兰家坪大桥。虽然八、九个月的窑洞生活、繁重
的体力劳动，以及生活中的一些严酷使我已经现实多了，但是当我站到桥头那一霎，
还是有一点儿激动，望着远远隐约的宝塔山，瞧着脚下滚滚的延河水(碰巧那几天下
雨后水大)，不知是憧憬着三十多年前那些青年远涉万里来到此地时的情景，还是回
想起自己童年时幼稚的美好情怀，总之，我无意中在那里呆呆地停顿了片刻......
“何去，何去！”我从迷茫的思路中惊醒，怎么会有人叫我，难道真的是“亲人们迎
过延河来”？我定睛看去，河对岸除了随风摇摆的老玉米别无它物。真是神经了，我
暗自笑话自己，我又不是那一群“聚集着的优秀青年”中的一员，三十年后衣锦还乡
，怎么可能有人喊我。“何去，何去”这喊声分明更响了？何兄弟，焦大嘴回过身来
推推我，你咋的啦，桥下有人叫你呢！我向跟前桥下看去，嘿，是同学刘大龙！我不
由得高兴地向桥下冲去，他也跑着迎上来。我们双手拉在一起使劲摇着......其实在
班里，我并不十分赞赏刘大龙咋咋乎乎的性格。但此时相见，却感到少有的亲切。“
我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桥头上象你，就叫了几声，果然是你！”刘大龙象往常那么高
声尖叫着，“何去，这半年多你小子死到哪儿去了？”“嗨，干活呀，你这是......
也=进城？”我问他。“没有，我在那边刚装完车，正要回去喝点儿水。”“装车，
喝水？”我大惑不解。“是呀，我们给在这里新建的无线电厂出民工。对了，你还不
知道吧，我和严小明挪到王家坪公社的桥头湾大队了。”说着，他指指不远处一排石
窑，硬要拉我去看看，并补充了一句，正好严小明有点儿病没上工。
严小明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因为很不爱说话，得了个这外号叫严老闷。严小明虽然不
爱说话，却是个少有的人才。他做的无线电遥控飞机年年为学校，甚至区里争光。他
自己发明的东西很多。文化革命前，我喜欢到他家去玩儿。他的屋子里墙上挂着的、
桌上摆着的，到处是他亲手做的新鲜玩艺儿，什么地震报警仪呀，无线电报话机呀..
....名堂多得很。我和他原来是最好的朋友。我羡慕他的动手能力，他佩服我的口才
。而我们俩是班里公认的学习“尖子”。可是文化革命一开始，我们就身不由己地产
生了隔阂。我的“革干”出身和讲演才能把我推到了学校的“七人文革筹委会”和而
后校红卫兵领导小组成员的“高峰”。严小明却因为“高知”出身被挡在我们的圈外
。招工外调时，学校军宣队发现他父亲三十年代在德留学时有集体加入“纳粹”之嫌
疑。这一闷棍把他打得更抬不起头来了，原本不爱说话的他真成了“老闷”。可我心
里不知为何对他一直有一种感情，偶尔我和一伙红卫兵骑车与他迎头相遇时，严小明
总是低头而过。而我心里就十分不自在，甚至隐隐自疚。我当时十分为他的出身遗憾
。当然，也为自己的出身而庆幸。谁想到乾坤旋转，车水轮回，没多久，正当我盼望
已久的征兵开始时，我亲爱的父亲竟出了事：他被倾权一时的人物诬告二十年代末曾
在苏联会见过托罗斯基！那个年代“托罗斯基”这个名字在中国既神秘又可怕，似乎
比“希特勒”这三个字好不了多少。“托派”嫌疑的儿子自然当不了兵。我一夜间，
从巅峰直落谷底，和严小明成了同一类子弟......
听说严小明有病，我急忙问什么病。“没事，没事，老毛病，你一见就明白了。”刘
大龙冲我鬼了鬼气地眨眨眼。“要不咱们过去喝口水”我与焦大嘴商量。“哎呀，小
何兄弟，咱们时间可不多。要不，我先慢慢走着，你快去快回？”焦大嘴显然对到知
青点喝口水没有陪史社长吃顿饭热情高。我有点儿犹豫，对刘大龙说：“干脆我下午
回来时去拜访你们。”刘大龙说：“也好，看见最右边那口窑洞了吧，你晚上在我们
那儿吃饭，住一夜，咱们哥儿几个好好聚聚。”我说：“饭就不吃了，去看看、聊聊
就行了。”“不行，不行，你不到，晚饭就不开，就这么定了！”刘大龙说着，跑下
桥去，“晚上见！”他一边跑一边喊......这小子真够意思，我心里想着，赶上了我
们的小驴车，向城里走去。
六
30年前的延安城几乎没有什么建筑。我们从北京来时，是坐火车当夜到达陕西的金腰
带 - 煤城铜川。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就爬上支着帆布棚的军用大卡车向北面600多里
外的延安驶去。我的日记上显示，那是1969年2月2日，漫天飞雪，奇冷无比。薄薄的
一层帆布自然隔不了多少寒。我们开始还自谓豪迈地开开玩笑，很快大家就冻得缩成
一团，默默祷告，快点儿到吧，快点儿到吧......正当我被冻得迷迷糊糊的时候，车
队突然停住了。我们都惊喜地以为熬到了头。探头看去，白皑皑的荒野，什么也没有
。原来是让我们下来方便方便。记得好多人因脚冻僵了，站都站不起来。当深夜到达
延安城时，我们看到黑夜中层层灯火延伸到很高、很远。大家突然又兴奋起来，有人
议论说，延安的楼房很高嘛！那当然了，革命圣地建设还能差？立刻有人振振有词地
分析......第二天天亮时一看，我们都楞住了，那层层灯火原来是沿山坡挖出的层层
窑洞，哪里有什么高楼！
我们赶着小白驴来到市中心的延安大桥，桥头上“延安大桥饭馆”的二层楼是当时城
里最高的建筑。农贸市场就在大桥的旁边。我们进了市场，选了个地方把车停好，我
给小白驴打了一桶水，又喂它代来的干草(谷杆儿)。焦大嘴则向旁边的摊位问了问行
情，梨才8分一斤，苹果也就2毛。焦大嘴嘟囔着：“日他先人的，价钱咋这么低？”
我脑子粗算一下，这一车水果最多也就卖40来块。我对焦说：“这么好的一车水果才
卖40块钱，太不值了！”焦大嘴睁大眼睛看着我说：”40块还少？能卖30块就谢天谢
地了！”我说：“怪不得队里贡着那‘儿马’呢，原来这梨也卖不了俩钱儿！”
焦大嘴开始大声地吆喝着招揽顾客，我负责收钱，也时不时地高喊两声“刘老庄的梨
，8分一斤啦！”。偶尔有人过来看看，多数是买点儿苹果。到了中午，我们的水果也
就卖了四分之一。焦大嘴有些着慌，说卖不出去就糟了，我们也不能把水果拉回去。
队长不许过夜，道理很简单，还不够俩人的住店和伙食费呢！“不行，咱们到供销社
去，看他们能不能便宜点儿全包了。”“供销社？行吗？”“行，我有熟人。”焦大
嘴似乎有些把握。我跟着他在一个小铺子里用卖水果刚得到的钱买了一盒烟，然后转
了几道街，来到供销社。经门口的人指点，我们找到了供销社的张主任。
张主任当时正在和两个人在仓库门口寒喧着什么。焦大嘴满脸笑容地叫着张主任，把
刚买的烟递上一支。张回过头来说，来啦？却把烟别在耳后，然后竟自从车上挑了一
个大梨，擦了两下，便一口咬下去“嘿，真甜！来，尝尝！”他象主人似地招呼那两
个人。那两个人各抓起一个梨在手里，却并未下嘴，继续和张主任小声嘀咕着什么，
全然没理会我们。我好容易压住火，耐心地和焦一起等待。好容易等那两人走了，张
回过头来，扔掉手里的残梨，又在车里挑出一个大梨，然后才问焦：“有事吗？”“
你看，能不能把我们这车梨包了？”焦大嘴十分肯切地说。“包了？”他往车上看了
看，“行！”我心头一阵喜悦。他往一个门上指了指“去过过秤！”“张主任，多少
钱一斤？”焦大嘴小心翼翼地问。“一分五！”我气得差点儿窜起来，焦却央求着，
“你再给加点吧。”说着又递上一支烟。那人接过烟，别在另一只耳朵上，“一分五
都是照顾你！你看这些小的搀在里面，谁会要？”那家伙的眼睛瞪得溜圆，好象我们
倒做了什么错事。“两分五吧？”焦大嘴很有韧性地央求着。“最多一分八！”那家
伙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别处走去，手里依然攥着那梨。焦大嘴刚想再说什么，我一把拉
住他。“我们走！”我狠狠拍了小白驴一下，拉着车就走。焦大嘴在原地犹豫了一会
儿，才追上我。我没好气地说：“就是两分五，这一车还卖不到几块钱，你干脆白送
他算了！”“卖不完咋办？”他眉头紧锁。“卖多少算多少，剩下的我包了！”我余
气未消。“何兄弟，别说气话。”焦大嘴一边劝我，自己却气哼哼地嘟囔一句：“真
他妈翻脸不认人，他当初还不是我的手下......”
我们闷闷地走到一家小饭馆门口，突然感到饥饿之极。我让焦先去吃饭，我看水果。
焦顺手在我收钱的书包里抓了一把钱就走。我叫住他，要数数钱计帐。焦大嘴陪着笑
，“就咱俩，计什么帐啊？”“不行，走前队长专门交代我管帐，中午伙食费每人两
块钱。”我坚决地说。其实队长专告诉我，往年队里总为派谁进城里卖梨头痛，社员
总抱怨一车梨卖不回几个钱儿，全让卖梨的私分了。今年队里做了决定，每次卖梨都
去一个北京知青管帐。队长还补充了一句，还是你们学生娃可靠......焦马上哭丧着
脸说：“何兄弟，去年和队长进城卖梨，他比谁拿的都多。不为婆姨、孩子弄俩钱儿
，谁受这罪一天赶80多里进城。你看我那俩女儿，连条裤子都穿不上了。”焦大嘴那
俩女儿才六、七岁，完全取了他们两口子一南一北的优点。嘴随妈妈，眼睛却象爸爸
，长得伶俐可爱。焦两口子也把心思全用在她们身上了。虽在穷山沟，却总把女儿打
扮得干干净净。我看着焦一幅可怜模样，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五毛就够吃饭了
，你拿三块五。”焦还想说什么，我把钱点好，催他快去快回。
焦大嘴离开不久，一个矮个儿老头凑过来小声问我：“这梨怎么卖？”我说：“八分
一斤。”他笑了，说是要全包。原来是个“二道贩子”，可当时被叫做“投机倒把的
”。我本不想理他。可想想刚才供销社那家伙的恶象，真还不如个投机倒把的。于是
我说：“六分。”他笑道：“再过一会儿，怕你零卖也不到六分了。”他说，让我把
小的挑出去，剩下的四分。我看看，小的并不多。就说：“行，我可以挑，但价钱得
六分。”他又笑道：“看你是个学生娃，我就让你了，四分五。”我就势让到五分五
。他却把头摇得象拨棱鼓，说是四分五都多给了。这时焦大嘴咬着两面馍(玉米面和白
面混合而成)回来了，从中调和，五分“称高点”卖给了他。“这是刘老庄的梨，我认
得，否则不会让你过四分。”那人临走时笑着说。焦大嘴也很高兴，说我们卖了好价
钱，并催我去吃饭。
我从小饭馆出来，看到焦大嘴正为剩下的几十斤小梨发愁。已经降到5分一斤，却很
少有人问津。这时旁边小学放学了。一帮小孩子围过来，眼巴巴地看着车上的梨。焦
大嘴很严厉地说：“靠边去，靠边去......”显然是怕他们“浑水摸鱼”。这时一个
小学生掏出一分钱，怯怯地问我，一分够买个梨吗？我顺手捡起一个很小的递给他。
没想到，霎那间，许多小朋友都掏出一分或二分要买梨。当这伙小学生高兴地跑开时
，我对焦说，这小梨一斤五、六个，一个其实卖不到一分。焦愣了一下，不由得转烦
为喜，冲放学正路过的大批小孩子们高声吆喝着：“甜梨，一分一个啦！”不一会儿
，大部分梨竟被过路的孩子们一抢而光。焦大喜过望，刚要和我说什么，突然捅捅我
说，快走。
慌慌忙忙地转到另一条街，焦告诉我：“好险啊，差点让‘工商’的抓到，你不知道
啊，不许在街道上随便卖东西。”我想想，这一天的经历真是“胜读十年书”，从见
识“官僚主义”、进行“投机倒把”到“坑”小朋友们的钱，什么都领略和见识了。
最后分手前，我们把剩下不值得再卖的十来斤小梨分了“脏”，焦大嘴拿去给他城里
的什么朋友，我则准备拿去给刘大龙、严小明他们。焦大嘴又问我从卖水果的钱里借
了两块，然后说他天黑前路过桥头湾时，叫我一起回庄。“不能太晚了，”焦嘱咐着
，“晚上路不好走。”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三岔口”那段路，就说：“没问题，你到
了咱们就走，决不耽误。”于是，焦坐着小白驴拉的空车去找他的朋友。我还要在城
里办些事：帮同学们发信，买邮票、信纸、信封、烟，替大勇取他家邮来的20元钱，
特别是不能忘了买火柴。窑洞里潮，我们点一次灯总要擦很多跟火柴。最近我们有好
几夜连点油灯的火柴都没有了......
我转了几条小街，把事情办完，刚往回走，突然看见一家小饭馆门口挤着很多人。走
近看见外买窗口小黑板上，歪歪扭扭耀然几个大字：猪头肉八角一斤。我自春节在老
乡家里吃过一顿“扁食”(既饺子，但皮系手捏成，十分厚)，半年多还没沾过肉腥，
不由得深感诱惑。我心想，8毛一斤真不贵，买两斤到严小明他们那里会餐，岂不美
哉。于是我奋力挤到窗口，只见案板上堆着许多大块儿诱人的、红通通的熟猪头肉。
里面身穿油腻腻大褂的大师傅正笑眯眯地挑着切下一块块肉放到一个盆里，旁边一个
穿着艳俗的女人，李师傅长，李师傅短地道着谢。切够以后，那女人给肥头大耳的厨
师点上一支烟，两个人兴致勃勃说笑起来，全然无视窗外眼巴巴等着买肉的人群。我
旁边一个小伙子操着陕北口音、不满地说：“公家的肉都让他走后门了......”那厨
师听到了，弯弯的笑眉骤然倒立，回过头来，大言不惭地喝到：“对了，就是走后门
，有本事你也走呀！”人群不由得哄然，那女子倒也知趣，忙说不打搅了，端上肉走
了。厨师不悦地瞪了一眼我身边刚才说话的小伙子，故意不先卖他，却转过头问我
要多少......
七
赶到桥头湾时，窑洞门大开，严小明呼呼地拉着风箱，大龙和两个北京知青正兴高采
烈地谈论着什么。一向沉静的小明见到我，“哎呀”一声，丢下风箱，跑过来拉我的
手。我也禁不住一阵激动。只见他身着一件破旧的衬衫，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了，
脸色非但没有晒黑，反倒有些苍白。大龙在旁边喊道：“何去，你看小明象不象流放
到西伯利亚的大学生！”我关心地问：“小明你的病好点儿吗？”“病？”严小明满
脸迷茫。“是呀，大龙说你病了没上工。”刘大龙噗嗤一声笑了。严小明不好意思地
一笑，“大龙这小子，......待会儿再说跟你细说。”刘大龙突然打断我们：“先给
你介绍俩哥们儿。”说着推过那两个北京知青。
我赶忙迎过去，只见其中一人全身一套灰白色运动衣，脚踏一双白回力，中等个子。
往脸上看，他脸庞端正，面目秀气，象个小生演员，尤其是脸色洁白透粉，十分与众
不同，加上他全身的白色装束，令人不由得想起了“身似何郎全傅粉”的诗句。但全
身看去，他精神抖擞、体格矫健，又颇象个运动员。他冲我一抱拳：“是何去吧？久
仰大名！我是二中董国庆。”其气度让我恍惚间进入了梁山水浒的某一片段。我慌忙
对他说：“不敢当！怎么好象在哪儿见过？”刘大龙推推我：“怎么忘了？陶然亭比
赛的‘浪里白条’嘛！”我立刻想起1966年陶然亭“六一”少年儿童跳水比赛时，一
个参赛者的精彩表演。由于他肤色洁白，和跳台上其他晒得黝黑的小跳水员们成鲜明
对照，我们曾开玩笑称他“浪里白条”。记得我们还为他得的是第二，不是第一而愤
愤不平......我迟疑地说：“怎么，国庆还是跳水运动员？”他笑笑说：“瞎玩儿玩
儿。”说着，他把同伴推过来，“这儿还一个哥们儿。”那人也冲我双手一拱：“青
化砭冯晓义。”我一看，此人上下全身学生蓝，脚上穿着蓝回力，他个子一米八有余
，身材修长，动作敏捷。我脱口道：“晓义是篮球运动员吧？”他一笑：“会玩儿两
下。”“校队主力！”刘大龙在旁边加了一句。晓义笑着推推大龙道：“你何时见过
我打球？”
严小明招呼我们坐下。冯国庆很认真地对我说：“何去，早听人讲过你威信很高，很
讲义气，只是一直没机会见面。”冯晓义开玩笑地接着话喳说：“据说是有点儿象呼
保义。”我笑着摇头道：“那你不是笑话我‘手无杀鸡之能’了吗！”众人都大笑。
大龙说：“何去绝对够意思，红卫兵那阵，还不是因为你护着，咱们班什么出身的都
没吃苦。”我说：“你这话倒让我惭愧。”说着，我不由得看了一眼严小明。小明躲
开我的目光，说：“馒头该下锅了。”大龙说：“馒头不急，放在锅上省得凉了。小
明，把你的先进武器拿出来，让何去开开眼。”我忙问：“什么先进武器？”小明说
：“你听大龙胡吹！”国庆却对我说：“小明确实有两下子，他做了一个无线电遥控
船。”“遥控船？在哪儿？“我忙问。小明笑着把炕上的被子掀开，捧出一条木壳的
轮船，足有两尺长，半尺宽。船壳上上过颜色和清漆。船体做得逼真，上面还装饰有
指挥塔，旗杆等，十分精致。它不由得把我带到文革前小明那些杰作的回忆里。我说
：”小明，太好了！怎么要瞒着我，藏在被子下面？”大龙笑道：“不是瞒你，小明
是为此‘有病’在家没出工呀！”我这才恍然大悟。我说：“能下水试试吗？”“上
次下水有点毛病，我今天托病在家修了修，估计该行了。”小明回答。我顿时来了兴
致。“等等，”大龙说，“你看船头上还缺个名字，何去，正想听你高见呢！”他解
释，“想叫‘延河一号’，可留下贴字的地方太小了。”我听了，随手拿起笔写了个
“YH-1”，说：“你看如何？”众人都说好。大龙说：“晓义把你的好烟拿来。”晓
义随手扔过去。大龙把烟盒里的银纸抽出来。我们正在奇怪，只见他拿起剪刀，一剪
子下去，霎那间剪出艺术体的连笔字“YH-1”。国庆拿过来看看说：“想不到大龙还
有这一手，绝了！”贴好字，涂上快干漆。我们正要出门，突然门外有人大声问：“
何去来了吗？”
来人身穿退色军装，脚上蹬着一双将校靴，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我定睛看去，竟是
我小时的朋友鲁建国！他小学时和我一起在‘育才’住校。记得他曾振振有词地讲，
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烈士李侠是他父亲的战友。后来听人讲，他父亲好象在
通讯兵司令部当个什么头头。上中学我们就分了手。文革初期，我见过他几次。记得
1966年到上海串连时，我们在上海市委门前看到一幅大对联，上联称：批三家村，文
元挥笔有功；下联道：炮轰市委，荻秋怕字当头。原有横批没看见，因为一个人正在
贴一张大纸盖在了上面，纸上写着：胡说八道!他刚贴上，就被人揪下来围住。我挤过
去一看，那人竟是鲁建国。围着他的人，气愤地对他推推搡搡。我赶紧招呼我的同学
们帮我把建国拉出重围......
我惊奇地问：“你怎么会在这儿？”“人家现在可是工人阶级了。”大龙说。鲁建国
解释：“咱们老头儿现在在四机部军管，这不是延安建无线电厂吗，非让我来改造改
造。”“改造？”大龙道，“整个儿是我们民工的工头儿！”“别听他胡扯，”建国
说，“大龙中午告诉我你下午要来，我说何去那可是我的老哥们儿了。”说着就从小
书包里掏出两瓶竹叶青，半条红牡丹。我说：“你这是哪儿来的奢侈品？”建国笑道
：“杨家岭小卖部其实什么都有。”大龙说：“人家小姑娘还是喜欢你这吃皇粮的，
决不会卖给我们老百姓。”“去你的！”建国狠狠推了他一把。我说：“你花的钱够
包我今天卖的半车梨。”接着我讲了讲当天的卖梨大致经过。建国说：“五分一斤？
早知道，你还不如拉到我们厂呢，保险给你全窝端。”晓义说：“到底是挣工资的不
一样，我们那山沟里一天不知能争几分！”建国打开一盒红牡丹，递给各位。当递到
我时，我摆摆手说：“不抽。”建国说：“还没学会？”我说：“我给自己定的戒律
。”大龙说：“何去这是‘出淤泥而不染’！”我笑着说：“你小子不要损我。”小
明说：“我支持何去......”我们寒喧了一阵，建国指指小明手里的船，问：“全修
好了？”“估计行了，多亏你给的三极管和电容。”小明回答。大龙得意地说：“建
国是我们无线电零件的供应部长。”“你别瞎传，给我惹事。”建国推了大龙一把。
说着，我们向河堤下走去。
小明递给大龙遥控器，并告诉他怎么使用，自己则把船发动，嘟嘟的马达声催回了我
们对文革前航模比赛的美好回忆。小明小心翼翼地把船放进水中。船一进河，就飞快
地顺水而下，似乎看不出任何遥控。大龙慌忙叫道：“小明，船要被冲跑！”严小明
接过遥控器，拨动了几下旋钮，船逐渐在水流中停止了。它慢慢地掉转船头，当船身
转到垂直于水流时，由于水流冲力太猛，船身使劲摇晃，几乎要翻。我们都紧张极了
。而小明却沉着地搬动遥控器的各种旋钮，终于使船体平衡。船头调过来了，小明加
大了马力，“延河一号”终于顶着水流缓缓地挺进。我们都欢呼起来。接着，建国起
了个头，我们不由得齐声唱起了“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
河堤上一些过路人被惊动，站下来新奇地看着能顶流前进的遥控船。不知什么时候一
辆军用吉普车停了下来，三个身着空军服的人走下车来，其中一人上了年纪。他们走
下河堤，年纪较大者问：“这是你们自己做的？”我们都指着小明说，是他做的。小
明脸窘得通红说，是大家帮助做的。他问了问我们的情况，说：“人才难得啊！”随
即叫他的随从把严小明的名字和插队的通讯地址记下来。大龙捅捅其中一个年轻的问
：“这位首长是谁？”那年轻人笑笑不语。那老者却说：“我姓马，将来也许会有人
找你们，提到老马就是我了。”他又问了问我们过去在北京的学习和目前生活，鼓励
了几句，就道别走了。我们都猜测严小明会有好事降临。大龙说：“可别忘了把哥们
儿一起带出苦海。”小明仍很低调，他说：“人家都穿军装，怎么会要我？”我们明
白小明爸爸的问题仍很是个事儿。这不由得也勾起我的心事。国庆一时亦沉默不语，
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小明两人的父亲是留德同学。冯国庆的父亲解放初期毅然离德回
国，他父亲所做出的贡献曾被总理称赞为中国钢铁工业的“顶梁柱”。可现在国庆的
父亲也成了“纳粹嫌疑”。一时间气氛有些沉默。大龙说：“走，回去会餐，庆祝试
船成功！”
八
我们回到窑洞里，有人在门框上敲了一下，便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盘炒鸡蛋，一盘
切好并蒸过的猪头肉。她放下盘子说：“还有炒好的青菜，你们自己来盛。”我一看
，她身材苗条，足有一米六八的个儿，面目俊秀，皮肤由于日晒而略黑。我说：“多
谢！”她略一点头，说：“小明，馒头好了吗？”小明慌忙揭开笼盖，说：“好了。
”她拿了几个馒头，冲大家笑笑，便出去了。国庆问：“她们不一起吃？”大龙说：
“她们嫌挤。”小明过去盛菜。我问：“你们庄几个女生？”“两个，”大龙压低声
音说，“都对小明有意，小明更喜欢这个......”小明刚好端着一大盆菜回来。大龙
赶紧闭嘴，大家哄笑。小明放下菜说：“这小子不干活，又在胡说八道什么？”晓义
说：“小明，刚才那个女生叫什么？”“王玫。”小明随口答道。“挺漂亮嘛，怎么
不给哥们儿介绍一下。”小明说。“你别听大龙在那儿胡勒勒，吃饭，吃饭！”大家
又是一阵大笑......
我接过小明递过来的雪白的大馒头说：“这一下把你们一个月细粮报销了。”我们下
乡第一年，吃商品粮，每月44斤粮食。说是10%细粮，其实是常供不上，基本全是玉米
面。小明说：“哪里，哪里，我们守着城近，每月四斤白面总能买到。”大龙问：“
人家传说你们庄的学生吃过糠，此事当真？”我笑笑说：“是的。”国庆问：“为什
么？”“每月22号公社才卖给下月粮，上个月我们13号就断了顿。”我回道。建国说
：“44斤还不够？”我：“劳动强度太大，光粮食，没菜无油，吃得自然就多。”“
你们怎么不悠着点儿干？”晓义问。小明说：“何去，真得小心身体。”建国说：“
让何去接着讲，你们断顿后，怎么办？”我说：“那天也是赖我，本来晚饭每人还够
两个玉米发糕。大勇做完饭，去挑水，我养那只狗钻进了窑洞......”“它吃了个饱
？”大龙打断我。我说：“它要光吃饱就好了，人家把蒸笼翻到了地上，还乱踩在发
糕上......”大家都笑了。
“再后来呢？”建国仍兴致不减地问。“干了一天活，我们都饿得不行。我只好建议
，大家假装串门儿去老乡家混口饭。我自己则直奔大队会计家去。他是全庄唯一一个
初中毕业生，人很正派，平时与我很好。”“要到饭了？”大龙打趣道。“别打岔！
”建国说。“他家四口正围在炕上吃饭，我敲门进去时，他婆姨却忙把饭盖上。我当
时很尴尬，没想到会碰这一鼻子灰，只好和他闲扯两句。他问我，前几天你说粮食快
吃完了，怎么样，能对付到月底吗？我心想这话问的是时候，就告诉他，今夜已断了
顿。他吃惊地问，你没吃上晚饭？我说都没吃上！他忙说，快在这儿吃点儿。他婆姨
有点犹豫，小声叨唠，人家咋会吃得下。会计却已掀起了盖布，原来是稀得如水的小
米粥和黑黑的糠饼，一小碟苦菜。他婆姨竟为自己家境贫寒，而羞得不好意思正眼看
我。”建国说：“我还以为舍不得呢！”我说：“我此时已迫不及待地接过会计递过
来的糠饼，往嘴里塞。”晓义笑道：“饥不择食！”建国问：“味道如何？”“建国
，你没吃过‘忆苦思甜’的糠窝窝？”大龙插了一句。我摆摆手：“完全两码事儿！
”众人全都不解。我解释，“忆苦饭”吃的是麦麸和玉米面合成的，根本没有糠，那
是好吃的。老乡做的糠饼是谷糠，就是谷子外面那硬壳和极少量软米做的。国庆问：
“什么味儿？”“第一口还有点儿甜似的，再吃就感到又苦又辣又涩，难以吞咽。最
难受的是第二天拉不出屎。”我解释说。建国说：“他妈的，怎么延安老区还这么穷
！”晓义说：“听说去年武斗，根本没干活。”我说：“是的，那是雪上加霜。关键
是太落后了，我看我们庄最先进的工具就是饲养室那口铡刀，还利用点儿杠杆原理！
”“那我们队要好点，起码有台小电磨。不过，老乡们日子过得也很苦......好象很
多老乡抱怨国家的分粮政策”国庆说。建国不解地问：“不是当年南泥湾开荒，粮食
都吃不完吗，难道是假的不成？”我说：“一点儿不假。听老乡讲，当年王家坪机关
吃不了的肉菜又喂猪。那从未种过的荒地是最肥的。可是‘陕北掏荒，河南遭殃’造
成大面积水土流失，政府早就禁止‘掏荒’了。而由于水土流失，陕北的土地越来越
贫瘠......”
建国又把话题扯回来，问道：“何去，你们后来怎么办呢？”“第二天，队里把我们
13个知青分派到各家入伙，我们每月的粮票和10块钱生活费交给老乡。”“吃得怎么
样？”国庆关切的问。“各家略有不同......”“富裕家吃得好点儿？”建国打断我
。我说：“恰恰相反！”小明道：“相比，我们这儿真成了天堂了。”“那当然了。
当初我一看那穷山沟，就知道不能呆。是哥们儿把你救出了苦海吧，你将来可别忘了
拉兄弟一把呀！”大龙得意地说。“你分那家吃糠吗？”国庆问。“全庄首富，但我
一去，就起码两天吃一次糠。”“他妈的！”建国骂道。“何去，这就叫‘天将降大
任于斯也’，现在正是‘空乏其身，曾益其所不能’啊，哈哈，”大龙指手划脚的，
“你将来肯定是大官！”我说：“大龙，你这家伙又开始胡扯了。”建国却说：“大
龙这话我倒信，何去，你小子将来肯定会有出息。”大龙说：“何去，你当官我第一
个拥护，要不是你帮忙，哥们儿现在可能就不一定能坐这儿了！”建国忙问：“怎么
回事儿？”“吃饭，吃饭，不要听大龙胡扯......”我想打断这个话题。国庆却说：
“大龙早告诉我们了，建国也不是外人，我和晓义都十分佩服......”
那是1968年军宣队进校后不久，刘大龙不知从哪儿抄了首歪诗，传给班里人看。那诗
写道：
方方正正宫一座，
玉带环绕是条河；
千僧万侣合手诵，
阿弥陀佛自心窝。
诗意再明白不过了，不知被谁告到了军宣队。那个时代，这还了得！我当时家里还没
“出事儿”，是年级的“连长”，很受军代表老方的信任。我费了很多周折才算帮大
龙把这事搪塞过去了......
国庆说：“大龙是跟小明到我们学校来找我玩儿，在我一个同学那儿看到此诗的。如
果不是你仗义，恐怕我们都要栽进去了。”“这事过去了，就别提了。”我嘱咐大家
。建国打开酒瓶子说：“咱们今天这是‘群英会’，来干一杯！”国庆说：“可惜相
机没带，咱们真该合张影。”大龙接过话碴儿说：“就是，你要带来就好了，对了，
何去，你不是把放大机带来了吗？”“嗨，白带了，连电都没有！”国庆说：“你也
爱摄影？”“是爱洗相。”我解释道。大龙说：“你没见过国庆的摄影技术，那真是
镇了！”“国庆照的那组‘插队生活’照确实是好！”小明附和道。建国说：“小明
能说好，那肯定是棒了，快拿照片来看看。”国庆说：“没带，将来我复制一下，各
位每人一本。”大龙说：“何去把你的放大机搬来，就在我们这儿洗吧。”我说:“
那没问题，这是这次看不到国庆的杰作，有点儿遗憾！”“等等”小明说着，不一会
儿从箱子里翻出一张照片，递过来：“我特喜欢国庆照的这张。”我接过来一看，是
园中一株盛开的玉兰花。那玉兰枝条繁茂，满树怒放的洁白花朵，正面花朵上一只蜜
蜂恰好被拍进去了。照片焦距精确，采光适宜，反差清晰中代柔和，景深又恰到好处
，虽然是黑白照片，却是那样的逼真，让人感到纯洁的玉兰开放时所带来的一种春天
活\生生的气息......我禁不住拍案叫绝。大龙递过一支笔，说：“来，提首诗。”
他话音未落，我已脱口而出：
繁茂枝条盛艳花，
淡浓神绘何人画？
游蜂彩蝶争相至，
满园春色全为她！
众人齐声叫好。大龙摇头摆脑地评论着：“嗯，我喜欢最后一句，不是花为春开，而
是春为花忙，形容得太美了！”晓义说：“前两句也写得好，其中某个词是不是出自
‘红楼梦’什么地方？”“晓义果然厉害，我是从‘红楼梦’中的赛诗会里‘断章取
意’。”我回答。国庆认真地看着说：“你这‘游蜂’的‘游’字真是绝了，怎么想
出来的呢？难道也有出处？”严小明说：“他向来是出口成章，想象力十分丰富。”
“你这可是过奖了，”我说，“国庆说得对，它出自欧阳修的‘望江南’咏蝶词：‘
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建国感叹道：”你这脑量就是
比别人大，在这荒山里种地真是屈材了！”“别瞎扯，”我说，“在座哪一位不是才
华横溢，各有所长。我到觉得下乡也还是长了不少社会知识，当然了，如果时间太长
就是个问题了。”小明问：“我们不是‘安家落户’吗？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会在这里
一辈子？”我摆手道：“绝对不会！我认真琢磨了主席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到下面去‘
安家落户’的解释。他讲，下去和老百姓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两三年，这叫‘安家落
户’。我估计，三年之内，我们就会各奔前程。”我说，“小明，你将来一定会成为
高级工程师！”大家听了不由得一阵兴奋，争论声、欢笑声杂成一片。
国庆给我斟上一杯酒：“何去，真是相见恨晚，来咱们干一杯！”我其实根本不能喝
酒，但确实与国庆一见如故，于是很爽快地端起杯子，说：“我也真是高兴能认识你
！”说完，我们一饮而尽。我从不这样喝酒，一杯下去，脸上就有些发热。没想到晓
义又为我斟满了，说：“国庆的喝了，不能不喝我的。”“实在不行了，我还得赶路
。”说完我才想起，“天色已晚，怎么不见我们庄那老乡来呀？”晓义说：“他来了
，你再走，急什么？先喝，先喝。”我经不住晓义的劝说，第二杯又干了下去了。建
国立刻过来凑热闹，又给我加满了。我捂住酒杯，不想喝，却拗不过他，糊里糊涂地
开了戒，一会儿就头晕脑涨，最后竟把好不容易才有的一顿美餐，全从胃里倒了出来
。大家这才慌了神儿，有的给我捶背，有的赶紧倒热水，后来把我扶上了炕，我一会
儿就打上了呼噜......
我一睁眼，窑洞里静悄悄的，只有小明一个人在昏暗的灯下看书。我觉得头疼极了，
忙爬起来问：“几点了？”“快10点了，”小明说，“他们怕吵你，到建国那边打牌
去了。你怎么样？”我说：“没事儿，我们庄那老乡来过吗？”“你刚睡就来了，我
们让他先走了。”“哎呀，我得走。”我赶忙下地找鞋。“这么晚了，明天吧。”小
明不放心。我坚持要走，这是我们知青第一次为队里进城办事，我不愿意让人说闲话
，尤其是卖梨的钱全在我这儿。小明说：“国庆他们可是嘱咐千万不让你走，要不，
我送你过了河。”我笑道：“那得十几里路呢，我的水性你还不知道啊，不会出事的
。”小明还是不放心，临走硬把手电让我带上......
九
如果我当夜不坚持走，下面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如果不是国庆劝酒或者我不开戒
，我就会和焦大嘴平平一起安安回到庄里；如果不是在大桥上与大龙偶然相见，我根
本不可能来赴这顿晚餐，我就会提前早早回庄；如果队里没派我进城卖梨，下面的故
事对我来说，就会成为道听途说，而不是我的亲身经历......当然了，如果我不插队
或没有文化革命，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来到“三岔口”......事情发生后很多年，我都
在想，这一切怎么会这么巧呢？是啊，世界上多少事都是“无巧不成书”，历史上所
有的偶然性都是发生在许多必然性的交叉点上......
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往回赶，可能是酒后的反应，头昏沉沉的。当我来到河边时，黑
压压的乌云已盖到了头顶。还没等我看清河道，大雨点子就毫不客气地照头砸了下来
。我慌不择路地下了河，一手扶着头上顶着的书包，一手划着水，跌跌撞撞地过了河
。这时，雷电也凑了进来，在黑漆漆的旷野上划出几个白道道，格外慎人。我全身上
下都湿透了，也分不清是河水还是雨水。风一吹，浑身冷飕飕的，肚子也跟着咕噜咕
噜直叫，提醒我胃里的东西全被倒光了。雷电过后，伸手不见五指，我打开小明给我
的手电摸进了黑乎乎的山口。
这雨，不知怎么啦，一直下个不停。我完全靠手电筒照着，能勉强看见脚底下，前面
的路根本看不清。不知是小明的电池本来就没多少电，还是因为我用的时间太长了，
或者是因为湿透了漏电，总之，手电筒的光线越来越弱，逐渐地变成了萤火虫的屁股
，时亮时灭......我紧张地看着脚下，尽量地快步移动着，根本没有抬头向前看，因
为前面什么也看不见。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来到了“三岔口”，当然我也就早
忘了什么“眼向里边瞅”。我只顾闷头向前走着，突然脚下一滑，我本能地向前一扑
，想避免仰面滑倒。然尔，我的手脚却没有立即落在路上，我在黑暗中载下沟那一霎
那，只觉得头嗡的一声，心里全明白了。
我怀疑很多小说或电影里给那些壮烈牺牲或不幸遇难的人物的最后一霎那的思维或表
现的时间过长。因为，我当时只来得及想两个字“完了”。幸运的是沟壁上布满的灌
木荆棘没有狠心地让我完全硬着陆，但无论如何我摔得可不轻。我试了一下，好象胳
膊、腿都能动，只是后腰感到十分疼痛，一下坐不起来。我就地躺了一会儿缓缓劲儿
，然后想爬起来。我的两手本能地在黑暗中向两边一抓。我的左手显然抓住了什么灌
木类，它得以帮助我坐起身来，而我右手好象抓起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就在此刻，天空被闪电划出了一道光线，我在沟里可以借助到的余光下看到，我右手
里握的竟是一只血泥模糊的人手！我本能地扔掉了手里的东西，爬起来向沟边窜去，
然而，我立刻被脚下什么拌了一跤。我连想也没想，又窜起来向沟上爬去。是狼咬的
？不是！这道沟只有一只被刘家大狗咬瘸的野狼。它一般不往沟口这边来。是凶杀？
“霍家崂有土匪......”不知怎么，焦大嘴白天的话突然出现在我记忆里。我浑身
立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停止了脚步，这缓坡显然是往霍家崂那边去。我掉转头
向对面陡坡摸去......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摸黑走了那十来里山路，回到庄里的。当时，我浑身是泥水，汗
水，衣服破了好几处。我连夜叫醒队长，他悄悄叫来了民兵连长。他们追问我看到尸
体了吗，是女是男？我回答不出，我好象是被什么拌了一下，但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尸
体。他们又问我具体地点，我能不能找到，我说大概在“三岔口”那一块儿。特别具
体的位置我说不清，当时太黑了。他们互相看看，再下面的问题实际是怀疑我看到“
人手”的真实性。我极力想说明那是千真万确的，决不会错。他们却尽力让我安静下
来，先回去休息，和谁也不要讲。我看的出，他们没有完全相信我说的话。
十
回到窑洞后，哪里还睡得着？和大勇他们寒喧、搪塞过去后，我躺在了炕上。原来的
恐惧感已被驱散，我此时心里只觉得特别的窝囊。我当时怎么会落荒而逃呢？我为什
么不摸摸那拌倒我的东西是不是尸体呢？我怎么没在出事地点的路边做个记号呢？何
去呀，何去，你平时多么自信，那么多豪言壮语，怎么遇事竟如此无用啊！
翻开发黄的日记本，可以看到，我后来在日记中曾用屠格涅夫引以自嘲的诗句来形容
我当时的心情：
高深的言论，
骄傲的力量，
王者的刚毅，
消失在何方？
你的绿叶的力量，
也都不知去向......
是啊，文豪屠格涅夫在遇到惊险时，曾和我一样惊慌失措，而过后悔之莫及。这一段
“洋为中用”的“阿Q”精神，使我当时自责的心理，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和平衡......
那天我一直没合眼，躺在炕上，逐渐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刚才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又
重新复习了一遍。我突然醒悟到那“手”在我手里时很小，不是女人的就是小孩儿的
。如果是凶杀，怎么会把手砍掉呢？难道是争夺什么？对了，那手上有血，说明时间
不长，会不会凶手当时就在在附近？想到这儿，我不由得有些紧张，我这是第一次突
然把自己的经历和“三岔口”武打戏联想到了一起：或许我们只是咫尺之隔，因黑暗
而没有相互看到而已......
我突然被什么人推醒，队长和民兵连长站在我身旁。我什么时候睡着的，已经中午了
？他们告诉我羊倌贾老头早上在后东沟放羊时，他的看养狗在沟底下刨出了一具浅埋
的女尸，死者是霍家崂的，两只手都被砍掉了，但只有一只手和尸体埋在一起。后
东沟？那可离三岔口有十来里，而且是在另一条小沟里......
我被叫到公社向县里来的警察汇报了一下，史社长一直坐在旁边听，过后，让我不要
和任何人讲。其实此时，已无人不晓。我发现的那只手很快就在三岔口处沟底被找到
了。听说，公安局认定那女人是被人勒死的，为什么双手被砍下来却是个迷。事情很
快就过去了，再没有人来找我，也没听说凶手归案。
一天，我和焦大嘴去后东沟送粪。焦大嘴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看没人才说：“何兄弟
，你知道那断手是怎么回事吗？”“不知道，怎么还没破案？”我问。“破案？”焦
大嘴摆摆手，“破不了！”“为什么？”我大惑不解。“你知道凶手为什么砍她的手
？”我摇摇头。“为了她的手镯！”“手镯？”我惊奇地问。“对了，前两天有人在
集上卖那对手镯，被认出来了。”焦大嘴小声说。“什么？为什么不抓？”“抓？要
能抓，他们还敢卖？”焦大嘴说，“你知道死者是谁？是史社长的那个，她丈夫原来
是社里的王会计，史勾搭上他老婆后，就把他调到李家湾公社去了，这样王会计离家
远，很少回家，史却一天到头往霍家崂跑。最近，王会计在李家湾公社出了贪污的事
，被公社扣下了，并要派人来起赃款。可有人先动了手，抢了所有的钱，还杀了人。
”“谁这么大胆？”我问。“霍家崂的霍队长和他爹！你知道吗，他爹是老土匪了，
杀人不眨眼！嗨，何兄弟你不知道，他一家那可是霍家崂一霸呀！”我说：“那她丈
夫呢？”焦说：“这事为那姓王的销了赃，他自然也就不支声了。”我仍不理解地问
：“史社长也不管？”“嗨，你怎么不明白，就是史社长捂着，怕他自己的事被抖出
来......”
焦大嘴还告诉我，据说，那夜下大雨时，是霍队长的老婆来敲门，把那女人叫出去的
。那女人出去就再没回来。她有个七、八岁的女儿，打雷时，一人在窑洞里吓得只哭，
邻居过来后，才静下来。可后来，这个小女孩再不敢提霍队长老婆来敲门的事了。我
听了焦大嘴的话，简直不敢相信。但我把情节联系起来，越想越有道理。雨是从我过
河时才开始下的，走到三岔口不过一个来小时，而凶杀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
定是他们骗出那个女人，在勒死她的搏斗时，发现了手镯，慌忙中拿不下来，竟砍手
夺镯。真是太贪婪、太残忍了！在他们转移尸体时，可能是黑暗中慌乱地丢下一只砍
掉的手，甚至可能是我的到来，把他们惊跑了，没来得及细找......
想到这儿，我愤怒和激动得难以自制，怎么能让凶手如此逍遥法外！但焦大嘴告诉我
，史社长文革初可曾是地区一派的重要人物，对县里的某头头“有恩”。他嘱咐我：
“这不过是说说罢了，你有什么证据？千万别惹事......”
我当时年少正直，一腔热血，真想把这“三岔口”凶杀案追个水落石出。可就在这时
我收到了一封家信，爸爸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专案组说妈妈被安排到部里是“刘
邓”“招降纳叛”爸爸的结果，妈妈已被禁止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工资都被冻结
了，房子大部分被收回，父母被赶到两间小屋子里......妈妈在信尾说：“本不想告
诉你，但爸爸坚持让你知道，他相信小儿子是坚强的，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们相信党
是英明的，你爸爸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妈妈知道你会好好干，但妈妈不放心
你的身体，你们吃得饱吗......”
信纸上个别处可以看出微微湿过的擦痕。我眼睛一片模糊，湿润。我不太担心爸爸，
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可是善良无辜的妈妈，竟也受到牵连，我一想到妈妈，心酸得
难以忍受。我提起笔，趴在炕上的昏暗油灯下：“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好......
老区的人民对我们非常照顾，我们生活非常好。您们放心，小儿子决不会给爸爸、妈
妈丢脸......如果我明年能回家探亲，一定给您们带点儿小米和油馍，可香了......
”
十一
几个月后，我被第一批招工离开了刘老庄。学校军宣队老方显然保持了我挡案的“清
洁”，史社长似乎也对我招工的事很“卖力”。在县里集中时，我抽空应邀到大龙他
们那里聚聚，国庆和晓义专门赶来送行。建国已离开了，他终于如愿以尝，父亲同意
他再到部队“锻炼锻炼”。席间，大龙告诉我，他招工的事还很“微妙”。他和三机
部来招工的军代表小李已混得很熟，他把国庆的“莱卡”相机借给了小李。要是成功
了，哥们儿就进三线军工厂了，大龙得意地说。晓义倒也有了出路，由于前一段县里
篮球选拔赛，他为青化砭公社过关斩将，立下汗马功劳，延安新建的钢铁厂选中了他
。小明和国庆都有些沉闷，好友要走了，留下的人自然要想到自己的前程。这时突然
有人敲门，来人是三机部招工的小李，大龙忙迎上去，他却问谁叫严小明？小明困惑
地站起来，小李热情地走过去，说首长马主任来了个指示，要求他们招工时一定要把
这个人才找到，破格招收......
拿刘大龙的话讲，严小明真是“福气来了挡不住”，他们庄那个女知青王玫和他被招
工到同一个三线工厂。当然，后者是按正常手续被选上的。大龙和国庆是1972年初才
离开的，但他们是高校重新开学时迎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大龙得意洋洋地给我来
封信，说这才是“锅底有肉”。国庆则给我寄来一个包裹，我打开一看，是一本相册
。第一页是那株盛开的玉兰，下面用绢秀的小字写着我提的那四句诗，影集里面生动
地纪实了他们三年的插队生活......
我走后几个月，收到了大勇的一封信。公社进行了“一打三反”。史社长被揪了出来
。他不但长期有男女关系问题，近年还利用职权强奸了两个北京女知青。史是偷偷被
调走的。因为据说愤怒的男知青们要聚集揍他。随着史的倒台，“三岔口”凶杀案有
了进展。死者娘家弟弟告到了新公社领导人那里。霍队长和他爹在公社被斗，据揭发
，他爸爸曾是哥老会的地方龙头老大。传说，1937年4月周总理途经甘泉县北劳山，
遭遇政治土匪袭击时，就有霍队长他爹参加。而这霍老头儿很有可能正是当时枪杀周
恩来的副官陈有才烈士的罪魁祸首。斗争会上群情激愤，有人冲上去揍他们，好不容
易才被民兵拉开。他们父子在群众愤怒的口号声中，被宣布正式逮捕，押上了警车。
大勇最后写道，新来的雷社长，年青能干，十分有魄力。
大约是1972年秋天，我出差路过延安，时间很紧，不够回庄去看看的。我走到延河大
桥上，很多往事涌上心头，有些感慨。我不由自主地走进快要散场的集市，毫无目的
地在拥挤的人群里走着，听着各种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看着一个个果菜摊。突然
，我和谁的目光对在了一起，“何兄弟？”他叫出了声音，是焦大嘴！我难以相信：
“你这是......”“嗨，又是卖梨。”焦大嘴告诉我。我死活拉他进了大桥饭馆。话
题不一会儿又转到了“三岔口”。“嗨，别提了，雷社长早倒台了。他是文革初期造
反派头头，现在被调查武斗时的人命问题。其实，他那会儿还年青不懂事。”焦大嘴
接着告诉我，因证据不足，霍队长父子被无罪释放，他们还要求队里赔偿了公分，被
押期间每人每天10分！焦大嘴捅捅我，“霍老头儿放话了，斗争会时，谁动了他个一
指头，他都记着呢！”“怎么能这么无法无天？”我愤怒不已。
“人家说了，他参加的哥老会曾经在湖南支持过孙中山，后来又到陕北帮助过刘志丹
，应当算‘老革命’。其实啊，”焦叹了口气，“那帮家伙就是土匪。你不也是湖南
人吗？你听说过焦达峰，焦都督吧？”“焦都督？”我想起了我曾在爸爸书房里的“
文史资料”中见过谭延凯悼念什么焦都督的铭文，当时不太懂，还问过父亲。焦大嘴
说：“焦都督那才是青红帮中真正的革命派，坚决支持辛亥革命。后来就是哥老会叛
变了革命，勾结谭延凯把他杀害了，过后还假惺惺地悼念他。”我觉得焦大嘴扯得有
点儿远了，一时不知说什么。他突然说：“其实，我应当算革命后代，说起来，我还
是焦都督的侄孙啊......”
和焦分手后，我心里空荡荡的。我想，那么残忍地杀人，难道就不偿命了吗？我那次
离开延安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当然再也没听说过“三岔口”案情的发展，也不知凶
手是否归案。30年了，或许当年的凶手也早已不在人世了。那案情，我当时似乎觉得
十分明白；时间的流驰，逐渐地使我也感到有些不肯定了。倒是我在“三岔口”沟里
抓起“手”的一霎那，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我的记忆里，都永远那么清晰......
2000年12月25日
于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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